第二十七章 宁汉分裂

　　总共逮捕了三万人，又进账七百万。

　　消息传到武汉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张学良之前捎信给郭松龄，让他的三个师回来，但是郭松龄置之不理。事发之后，郭松龄还和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何应钦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上来。

　　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就被张学良给抓起来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红党，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

　　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动员两万红党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民党中央，改变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成立以著名民党人和非红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红合作，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红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民政府发动了反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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