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意气风发的老蒋

　　在粤军被排挤的经历让蒋中正很警醒，因为军校和第一军都是从奉军过来的，带着张汉卿的印记，报道的第一天，张学良给他介绍了军校和第一军的高层，完了就看不见影了，忽然之间所有人都来找他办事。

　　“蒋校长，这个训练器械您看行不行，要是可以给签个字，少帅说您签字就行”

　　“蒋校长，这是这个月的食堂费用，您过目，没问题签个字，少帅说您审完有效，他就不看了”

　　“副军长，三千支步枪到了，少帅让交给您，您看是发下去还是暂时放在仓库里？”

　　“副军长，我是军直属炮营的，我们的炮到了，能不能让我们领回去？”

　　“副军长，我是军直属装甲营的，我们的装甲车没油了，您能不能给批一点”

　　蒋副军长问：“我们有油吗？”

　　装甲营的营长王以哲：“少帅油两个油田哪，这边油库有的是油，少帅说以后用油找您批就成”

　　尽管一个个都是蒋中正听不大习惯的东北话和北京音，可是他可感觉不到在粤军中的排挤。蒋中正索性来者不惧，先混个好人缘再说。

　　过了几天，终于堵着张学良了，老蒋就一件一件跟他说起这几天的事。

　　“一开始你对他们好点也行，不过批给王以哲的油让他们自己掏钱，他们自己出去接私活，还想用老子的油，没门，还有车辆磨损费，也让他们按规矩拿。”

　　“他说你有的是油”

　　“那也得算计着过日子。对了，两个团长你选出来了？”

　　“你总要给我一个范围”

　　“这样，就是跟我打过两场仗的排长，从这里面选”

　　“那好，其他的参谋长，营长，党代表也从这里面选？”

　　“行，选完人还得赶快练兵，估计五六月份就得往广西打，你的第一师我还想再组建个机炮连，机枪和迫击炮我已经买好了，正从营口往这里运，你现在就物色人手，连长还是从排长里面提拔，其他干部你自己选，战士我只能给你这边新招的兵。”

　　“好，那到时候我就先带着第一师北伐”

　　“你放心，咱们绝不止这一个师，你一边往前打，我在后边练兵，好了配上武器就给你送上去，咱们第一军的部队由你在前面统一指挥。”

　　“汉卿，你真这么信的过我？”

　　“你是孙总理推荐的人，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张学良顿了一下，看着蒋中正：“我这帮弟兄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好好对他们”。

　　张学良做起了甩手掌柜，老蒋忙得不可开交，老蒋水平就是不一般，事情在他手里井井有条。粤军各个部队老蒋都很熟悉，所以做起事来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李大牛的走私，有了老蒋的配合，范围更广，赚钱更多。等蒋中正带着第一师进军桂林的时候，还真把张学良累得够呛。特别是李大牛，动不动就说：“这种事情副军长一个电话就能办好”，气的张学良直想踹他。

　　六月份对广西得进攻很顺利，八月就打到了桂林，四万大军屯兵桂林，孙文也把大总统行辕设在桂林，蒋中正虽然带兵不多，但是这一个师是完全自己掌握的，这让蒋中正心情大好。

　　相反陈炯明就很郁闷，四万大军屯兵桂林，粮饷主要靠他提供，广东省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同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从政期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人员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推动自治进行。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于上述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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