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就在这种紧张、痛苦的气氛中，一个平常的下午，上万人死于战争。随后王峰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书信，信出自他的未婚妻之手，宣告家乡的种种最新消息。他和韩乐把齐德尔被葬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墓园里，然后放上了最后一束花。

　　新的战线已经快逼近之前那个法登战线了，新兵团现在只剩下三百人了，他们被分配到一个河口。在河道分叉的地方进行防守，目的就是阻止一切试图跨过河流的军事行动。王峰没有想到曾经欢声笑语的战友在这天就不见了，前后还不到一星期。当他们抵达河口时，那儿的战壕里到处都是地下水，水雷飘在水面上，上面甚至都出现了铁锈。

　　有了之前的惨痛经历，王峰伸长脖子，很专心地用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的一举一动。直到把这片土地的每一分每一寸都熟得不能再熟，而现在他忽然意识到周围的那些残垣断壁。看样子这儿不久前才遭到炮击，被炸得四分五裂的树干上还留着微微火星，瞭望塔已经被炸得只剩下了最下面的砖石，木架和砖石散落的到处都是。

　　脚踩到泥滩上便很难拽出来，王峰用尽浑身的力量才把脚从烂泥里拽出来，在一堆砖石下面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邻镇一个朋友。他叫徐特，可是在他死前几个月，他还特别寄来了一张他十七岁时时候的照片，嘱咐王峰要躲开一切危险。照片上的徐特站在田野，头发茂密，八字胡挺拔，神采飞扬。

　　“本来以为生存比战死容易得多，现在看来是我错了，老朋友，我又回来了。回忆讲述这件事使我非常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知道这些来龙去脉对你那么重要，而且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跟你未婚夫的死亡有关。”

　　可是你再三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那天我们谈话时，我感觉得出你的悲伤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使你更加难过。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就像我自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底，从来没对第三者说过一样。

　　西尔万回答说他求之不得，因为他也非常想去喝一杯。他解释说看到她像个卖花女一样，把心爱的花都卖掉，特别是那幅丽春花，使他觉得非常心痛等等。

　　另外一个星期天，我们约好在圣米歇尔广场见面，结果他开着一辆借来的车，带我到布瓦西一带的乡下去玩。我们在一个叫菊西耶的小镇饭馆吃午饭，下午我们租了一条船，划到河中一个美丽的绿色小岛上去玩。

　　他去世时既没亲戚，也没朋友，参加葬礼的除了神父和玛丽修女以外，只有他从前下士官的未亡人博非太太。医院交给博非太太一些艾斯普兰萨的遗物，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玛蒂尔德现在没心情去理会什么惋惜和怀念的感觉，她只觉得今天晚上，她可以好好地跟西尔万谈谈有关艺术方面的事。

　　当你拿那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绝没想到布盖会是五个双手被缚的死刑犯之一。我告诉你我不认识布盖的时候，并不完全在撒谎。战前，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丈夫时常跟我提起这个人，因为他们周末一起在市场摆地摊，平分收入。可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因为我丈夫总是叫他"爱斯基摩"。

　　为了让你对这件事有个全盘了解，我得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讲给你听。我一开始时就请你为我保密，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维系着我五个孩子的幸福。

　　班杰明二十三岁服完兵役时，在圣安东尼区的一间高级细木器店找到工作。店里有一个叫玛丽·维尔涅的文书，年纪比班杰明大一点。日久生情，班杰明跟她相处了一阵以后，对她非常有好感，可是这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感情，因为玛丽·维尔涅跟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同居了四年多。那个人自己有家室，不知道是因为无法离婚还是不想离婚，反正他一直没离婚。玛丽跟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也都没正式承认领养他们。班杰明认识她以后几个月，就是一九七年春天的时候，玛丽·维尔涅又怀孕了。跟她从前所有的老板一样，木器店的老板也因此把玛丽辞退了。

　　一九八年十月，班杰明在阿里格勒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兼作坊，开始独立营业，晚上就把床垫一铺，睡在他白天制作的家具中。到了一九九年一月或二月的时候，玛丽·维尔涅跑到他店里来找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她可以做的工作。现在她终于解脱，回复自由之身了。

　　那个经纪人有天出门时，在自家门口被人暗杀了。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极可能是某个被他害得倾家荡产的人。班杰明当年四月跟她结婚，领认了她的四个孩子。班杰明后来每次提到玛丽·维尔涅，口气总是充满深情。这个玛丽也实在命薄，一生没有走过好运。他们是星期六结的婚，结果第二个星期三就因为急性盲肠炎被送到医院急诊，当天深夜在医院去世。我母亲在我十六岁时，同样也因为急性盲肠炎去世的。

　　至于我自己，在我遇见班杰明前，也从来没有走过什么好运。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世上只剩下一个舅舅，虽然母亲跟她弟弟已经冷战了很多年了，可是我还是被托付给他。那时我应该升高二，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休学，到我舅舅、舅妈开在圣安德列街上的缝纫用品店打工。我住在庭院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跟店铺遥遥相对。开头的几个月，除了到附近的面包店去买面包以外，我几乎足不出户，这个庭院就是我的小天地。可是命中注定的，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一九九年春天，大概跟班杰明变成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同时，我认识了一个前来我们公寓修理楼梯的泥水匠。我十七岁，他二十岁。我向来就极端胆小羞涩，几乎是一种病态。他跟我完全相反，大胆开放，能言善道，可是又很温和可亲，使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处得来。我不久后就对他完全撤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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