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时光在北京倒流 2

　　我在黑夜的手术台上被噩梦搅得翻来滚去。阳光不知什么时候打在了窗户上，让人在历经劫难之后终于起死回生了。

　　黑夜的手术台，是我那张惟一再普通不过的旧木床。当年我在城市里东奔西走的时候，就是渴望拥有一张这样的床。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乌鸦便是他忠实的朋友。

　　听奶奶说，爷爷死的前几天，就有乌鸦在窗外不停地叫着。乌鸦是人类命运的预言家。可是，人类并不喜欢它们。我有点像城市上空到处飞来飞去的一只乌鸦。不过，我可不是预言家，我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

　　我多半时候一个人睡，经常与梦魇为伴。我常常渴望床上再能挤一个人，当然最有可能是女人了。

　　宋歌是不会来的。夜半的歌声，让你从现实中脱离出来，一只乌鸦在假想中变成一只受人欢迎的喜鹊。人会进入一种境界，只是荷花图案的床单被我梦中的风雨浇得不成体统。我似乎驾驶着一只小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游弋，又好像在雨夜的泥泞中跌跌撞撞着匍匐前进。

　　阳光打在床头上方的白墙上，宛如梦中女人那亮闪闪的白屁股，十分耀眼。比宋歌的白屁股还要白吗？这一点，仍无法证实。因为，宋歌至今未在我面前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更不用说她的白屁股？宋歌说我现在的脑子也并不比猪聪明许多。于是，我只有在风调雨顺中唱起了夜半的歌声，但终因她的缺席而演出了一出令人尴尬的“空城计”。那一切，便好似未来得及冲洗的胶卷招致意外的曝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阳光下掩藏起来，包括我在梦中和某个女人上床之后终于偷尝禁果。

　　我对猞猁的过早发育熟视无睹。她和别的女生比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她长得一点也不出众，但比后来的宋歌还会装腔作势。她的胸脯过早地发育起来了。那里有些肿胀胀的疼痛感觉，她的小身子不由自主地晃来晃去。

　　我没有发现女生有用乳罩的。那个时代的小女生似乎与乳罩无缘。我鬼头鬼脑地偷看她们内衣中的那个敏感部位。上下课时，我出来进去必须经过猞猁的座位。我的脊背能够感受到她胸脯里的跳动。

　　可惜，我有些麻木不仁。身边的女生是那么平庸，根本无法代替小人书里白毛女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有一本崭新的《白毛女》。那是根据当时的同名样板戏电影改编的。其中有白毛女被两个狗腿子架起来抢走的样子，显得十分动人。她的细腰差不多弯成一个美丽的弧形，而那突出的胸部更显得光彩夺目。相形之下，猞猁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一个人抱了小人书箱，蹲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我常常废寝忘食，看起小人书来是那样津津有味。奶奶喊我该上课了，可我不听。

　　我对上课没有什么兴趣，常常心神不定。

　　我一门心思地想当解放军，为白毛女报仇。如果是现在，杨白劳就不会死。时代变了，白毛女也会变。她不用黄世仁来抢，而会心甘情愿地送货上门。她的恋人大春呢？也不会跑去参加革命了，只能到城里打工挣钱。她就算是被黄世仁抛弃，还会有别的出路。笑贫不笑娼，歌厅里的小姐也比宁死不屈去钻深山老林强。可白毛女不那么想，她不算经济帐，而算革命的帐和政治的帐。她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就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豪迈也无法与她相比。我当年和白毛女一样坚定，尽管我的理想不断地变化，比中学里课本上学到的《变色龙》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师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但是，老师并不真的这样做。

　　我这样说，决不是空穴来风。譬如，老师宁愿喜欢像猞猁这样资本主义的苗，也不喜欢我这样社会主义的草。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得不到老师的重视。别的孩子都戴上了红领巾，甚至炮子也让写了入队申请书，惟独我没有。我愤愤不平。

　　老师长得很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这正是我不喜欢她的一个原因。相比较而言，我宁愿喜欢《杜鹃山》里的柯湘也不会喜欢江水英，江水英则更像一个中性的人，外在上没有什么特征。我常常把凶狠的老师想象成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台湾敌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那个年代我能经常从大人嘴里听到的最为流行的口号。然后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充满了轰轰烈烈的红旗飘战鼓擂的火红年代。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炮子喊。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家一起喊。

　　老师拍桌子打板凳，向大家瞪着眼睛。瞎叫喊什么，这是上课时间！

　　我就想，上课是老师的借口，她肯定是别有用心，难怪她的出身不大好，看来奶奶说她富农决没有冤枉了她。

　　打倒土豪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

　　打倒富——农——，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

　　柿子专捡软的捏。老师放过了闹得最凶的炮子，却先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用教鞭抽打我的脊背。

　　我大义凛然地走上讲台，学着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那种被胡汉三吊在树上毒打时的愤怒神情。谁都能看出来，我有很明显的模仿痕迹。

　　这一下，更惹恼了老师。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请”出了教室门外。大家看着她把我从台阶上推了下去。我已经无数次经历这样的摔打了，但每次从地下爬起来的样子都十分可笑，不是摔成熊猫眼，就是在头上撞出个蒙古包。我早已失去了潘冬子的英武风采，那狼狈相简直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那个“我该死我该死”的栾平。

　　我们敬爱的富农老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就成为心明眼亮的革命人江水英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潘冬子和潘行义最终是父子相见，还有《渡江侦察记》里的周长喜开车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及小马、吴老贵往江北送情报，等等。这使我把倾慕的目光不断地投向了高高的讲台。

　　一个富农成分的人,怎能就当了老师呢?

　　当年的奶奶敢于这样质问校长,可以说是在学校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奶奶引以为傲。我们广大学生不仅要学工学农，而且还要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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