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没有人知道你爱谁 2

　　这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北京。

　　一次，我看到宋歌从对面的西门出现了。她的衣着和上次不同，由薄棉衫、灯笼长裤换了一条浅颜色的连衣裙。我们都远远地看到了对方。

　　我当时忘形地打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她就随我去吃烤串和韩国冷面。巴黎时装和好莱坞电影、IT公司与加入WTO，等等，成为报刊杂志的新闻猛料。另外，明星、大款和政府官员，也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

　　宋歌长发披肩，让人在三步以外感受到她的气息。她走起路来多少有点矫揉造作，只是不会让人太讨厌，甚至还让人心猿意马。她的奶子被那紧身的裙衣衬托出来，在一挺一挺地颤动着，尤其随了步态的变化更让人眼花缭乱。

　　上次，宋歌在一大盘零零碎碎的肉骨头中啃起来显得是那么津津有味。

　　我其实无意打开记忆的闸门，去倾听当年故乡县城食品站里杀猪的尖叫。那一切简直像个噩梦。我想是宋歌调动了我的想象。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偶尔带我去食品店，割上半斤猪肉，是用户口本、供应证和肉票的，而且还要排很长的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啊。父亲每次发了工资，还会额外地给我买面包吃。面包是县城食品公司的产品，很难和省城太原酥软香甜的奶油面包相比，但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

　　我仍旧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

　　那时，父亲的情绪格外好，顺便又带我去了生产公司对面的新华书店。父亲当时是生产公司的业务员。我的手中又多了几本小人书，其中有《闪闪的红星》和《白毛女》。回了家，父亲在案上轧肉馅，奶奶张罗着大家包饺子，欢天喜地，简直过年一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想起老贫农来学校给同学们忆苦思甜。

　　吃没吃喝没喝，一尺肠子能饿九寸，前肚皮贴着后脊梁，好狗日的！

　　台子上老贫农在痛哭流涕，台下是无数只小拳头在高高举着，愤怒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决心为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奋斗终生。那天，老贫农在诉完旧社会的苦以后仍余犹未尽的样子，竟然又信口扯到1960年饿死很多人的事情上来，公然给新社会的脸上抹黑，以至于差点酿成大祸。这已是后话了。根正苗红的老贫农被人“请”下了台。

　　宋歌当然不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她也不理会我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她灿烂的笑容有些不合时宜。善良是由于人的天性，而残忍是由于人的无知。宋歌就坐在我的对面，只是我觉得很远很远，一切是那么模糊不清，而又难以企及，甚至是让今天的我感到不可思议。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虽然在背后对她有些看不惯，但见了面就身不由己。她在大学里学英语，而思想却很保守，骨子里都是传统的东西在作祟。她有时咋咋唬唬，貌似一个强硬的女权主义者，可是只要一接触到现实的暗礁，她就会见风使舵地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新景象，从而使自己由被动到主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使事情永远很糟糕，永远处于停动不前的尴尬状态。

　　如果这样也算是爱情的话，那么每次的约会都成了一种她对我的恩赐。我总是如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一次次签订城下之盟，显得十分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听说，在国外，亲朋好友在一快吃饭，都是实行AA制，也就是各付各的帐。但这似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女孩面前显得你没有一点人情味。

　　在这一点上，宋歌绝对喜欢唱《我的中国心》。你兜里没有钱，自尊心却很强，在公众场合下总要装模作样一番。尤其是宋歌的目光会在关键的时候极其温柔地注视着我，于是我会更加斗志昂扬，那时刻似乎不是去买单，而是如同革命斗士豪迈地踏向杀敌的疆场。

　　其实，只有我最清楚，因为我的心里直打鼓，生怕她点菜点冒了，当众出丑。也许，我在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十分虚伪而又极其猥琐的卑鄙小人也说不定。宋歌当然不是傻瓜。她心里一边打着小九九，一边察言观色。她似乎如同格林笔下那个根本无法容忍别人比她更漂亮的王后，有点变态，总是一心想着把白雪公主制于死地。

　　宋歌和我一样是来北京寻梦的。她有一个辉煌的歌星梦。因为，她原来是学美声唱法的。她学得是花腔女高音。宋歌住在北海附近，是原辅仁大学的旧址，一所民办大学的学生宿舍。我找她的时候，总在东官房下车。她刚刚住进去不久，是在一间背光的地下室。我探头探脑的样子，引起了许多进进出出的女生注意。

　　一个值班的男老师对我进行盘问，我掏出证件给他看。有一些男生围了上来看热闹，使我感到窘迫。我没必要隐瞒什么，谁让我那天在后海沿看到她吊嗓子来着。真的，我以为她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便一时想不开，正要一头栽进水里。我来了一个百米冲刺向她靠近，简直一个英雄救美老版本的最新演绎。

　　男老师似乎对我的身份很感兴趣。我的家乡是外省的一个穷乡僻壤，在全国都出了名，我曾经和他是同行啊。

　　我原来是家乡一所乡镇小学的语文老师，讲起课文来常常跑题，加之课堂纪律不好，与学生打成一片，被认为是没大没小没有分寸，搞歪门邪道，后来校方让我下岗。这正中我的下怀。我当时还要照看病中的奶奶。我半年没有领到一分钱，原来上班时工资也没能按时发放过。我后来就从长计议，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决定就选择北京。

　　我似乎不适合当老师。这倒不是说我教学本身有什么大问题，而是发生的一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

　　一次，下课后，高兰兰来办公室送作文本。我当然会照例问她班里的纪律，她一般都给我个满意的答案，一切情况都很好。但这次不然，她作为科代表竟然神秘兮兮的样子。我问她还有什么事，她才说老师听了可不要生气。说吧，我不会生气的。高兰兰说，老师长得像个动物。好哇，什么动物？她不说，还有些羞涩的样子。后来，在我的鼓励之下，她吞吞吐吐了半天，脸仍旧憋得通红。我开始的自我感觉还是十分良好的。

　　是大灰狼，还是狐狸贼贼？

　　她问：什么是狐狸贼贼？

　　我说，是我小时候奶奶给我讲的。你知道《聊斋》吗？狐狸贼贼就是那些在黑夜里会变成美女来迷惑穷书生的狐狸精。

　　她说不对，老师绝对不是狐狸贼贼。

　　那么，是不是长得像非洲黑人？

　　她又摇摇头。

　　我又想了想，然后说：那一定是黑猩猩了。

　　她惊讶地说，老师怎么知道？

　　我的心里一冷，自信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果然不幸言中了。我觉得高兰兰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老师，是有人告诉你了吧？大家都这么说的。

　　我对自己的形象原本就信心不足，多少年来找不到老婆，外表作为必不可少的硬件是个关键。我不相信心灵美能弥补了外表美，就像吃不到葡萄就武断地认定它是酸的一样，这没有什么道理。高兰兰是我的得意门生，我最喜欢的学生，估计她不会骗人。

　　我常常上课时给大家讲起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在众目睽睽之下敢说皇帝不穿衣服的小男孩，他的举动要比成年人更勇敢。难怪有个叫毕加索的家伙说：我毕生向儿童学习。高兰兰是和小男孩一样的童言无忌。我喜欢她这样。人老成精，而后来认识的宋歌，人还没老就已成了精。那时，高兰兰的样子很可爱。我上课前总会照照镜子，她的话让我有一点神经过敏，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陌生。我怎么会计较一个小女孩说的话呢？

　　很多时候，真话比谎言更让人难堪。我承认自己有些像是在叶公好龙。我习惯于自欺欺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人所有的优点我不一定有，而人所有的缺点我都有。我知道自己选择北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盲目的逃避。我为此吃尽了苦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已没有退路了。命苦不能怨政府。我给同学们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听到下边有不少哭声。尤其是高兰兰眼泪汪汪的样子，让我的心里一阵难受。我差点改变了主意。我和忠诚于山区教育事业的老校长比起来就有些自弗不如了。我差点和老校长抱头痛哭。

　　老校长在后来让我充满信心，他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他还说，现在学校的条件要比五六十年代好多了，像电影《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里的情况毕竟会越来越少，年轻人是前途远大的。行行出状元，是金子放在那里也会闪光的。

　　老校长又拍拍我的肩，意味深长地开导了近两个小时。他为了体现组织的关怀，也为了体现领导那特有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老校长说让我下岗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谣言。他有意让我当教导主任，可我仍旧没有答应，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我离开家乡的原因，这仅仅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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