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杨钧岚

　　我的班主任叫杨钧岚。这是她在第一天军训晚上开班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事实上，我听成了“杨春暖”，因为她蹩脚的湖北普通话。

　　这不是她的口音第一次闹笑话，早在白天军训的时候，队伍需要变两列队形为六列队形，只听她喊“扭捏（六列）！扭捏（六列）！”。这成功地使心情低落又在“高强度”的训练下体力不支的笑出了声。而她也为自己的口音不好意思地笑了，露出了一排长歪了的牙。我当时因为她这个笑而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敦厚的人，但过了不长也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她不是。

　　杨钧岚女士的个子很矮，矮到初二时的我不经意间走到她身边却猛然发现我比她高了。后来我发现人才中学的女老师普遍矮，再后来我发现其实人才中学的男老师也普遍矮。可就是这些看上去小小的一只的老师们，发起火来，都够我们喝一壶的。

　　慢慢我才知道，只是我在逐渐长大。如果我一直陪在父母身边，我也会发现，他们慢慢地矮去了。

　　杨钧岚女士大概三十出头，身材精瘦，脸上可以非常清晰得看出骨骼的轮廓来。她眼睛很大，嘴唇有些外凸，后来她这幅长相就被我妈嘲为“尖嘴猴腮”。虽然她说话有极重的湖北口音，语速却很快，断句的方式与刻意的重音还有较高的音调给矮小的她添了几分气势。我也因此开始怀疑她其实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了，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因为至少在这几天的军训里，她还称得上和蔼可亲，我希望她像她刚才的那一个笑一样敦厚。一个太有主意的学生与一个过分强势的老师是不可能好好相处的，这我从小就知道。

　　杨钧岚女士穿了一件碎花的上衣，戴着金色的耳钉，她看上去只是像一个没什么见识的少妇。她叮嘱疲于训练的我们按时吃饭、多喝水的时候更像一个母亲。她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发现人才中学的可憎之处，但实际上我发现的只是九牛一毛。

　　我们的人已经被人才中学招生办的那些巧舌如簧的家伙们哄骗过来了，班级有了，宿舍有了，校服也发了，我们的父母也走了，短时间内凭我们的一己之力是逃不出去了，人才中学也该给我们亮出一只看面相是食草动物的野兽嘴里面尖利又带着毒液的獠牙了。

　　我听杨钧岚女士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地念完人才中学的校规校纪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绝望的。因为其庞杂与严苛的程度堪比洪武皇帝的《大明律》。

　　打架、吸烟喝酒、私自外出、带手机与谈恋爱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做了这些被抓住了会有被直接劝退或开除的危险。不过这五个我一般也是不会做的，最后一项除外。

　　人才中学有一种叫做“量化”的东西，量化指的是目标或任务具体明确，可以清晰度量。根据不同情况，表现为数量多少，具体的统计数字，范围衡量，时间长度等等，我最直观的认知就是它是根据优秀与规范程度而生成的排名。我对它的感情就像病人对他体内的恶性肿瘤一样——从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开始，我便对它恨之入骨、深恶痛绝。

　　学校里面有班级量化，班级里面有小组量化还有个人量化，总之，这里可以排名的一切都会被排名，排出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争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种制度，给了我这个争强好胜的人许多可以因为自己排名靠前而暗暗窃喜的时刻，但更多的，是给了我无尽的挫败。

　　班级量化实行的是扣分制，这很容易地就会让人联想到军队。而且人才中学也是实行的军事化管理。我来之前已有耳闻，当时却不以为然，我无比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能够很快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有无数条条框框的生活的。但实际上，我到了高二时才彻底沦为这个制度下的“老油条”，也能说是彻底适应，日子也过得舒适了起来。但那是因为我学会了“钻政策的空子”，而并非我终于可以一切都做的足够好，什么错都不再犯。

　　一个学生，在人才中学，什么错都不犯。这是一个绝对的假命题。

　　人才中学的军事化管理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学生的天职不像是学习，更像是服从。而方星萤作为一个世界上最有主意的十二岁女生，她痛恨“服从”这两个字。

　　若学生的被子没有叠成豆腐块儿，则班级量化扣一分；若学生的床铺没有铺平，则班级量化扣一分；若学生宿舍地面没有拖干净，则班级量化扣一分；若学生宿舍里面有杂物，则班级量化扣一分；若学生在宿舍熄灯后说话，则班级量化扣两分；若熄灯后宿舍多人大声说话，则班级量化扣五分；若学生上自习课时抬头，则班级量化扣一分；若学生上自习课时说话，则班级量化扣两分；若该班级上自习课时整体乱，则班级量化扣五分…….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来人才中学为的是它的教学成绩与师资力量，为的是能够更好的学习。但学习还没怎么学习呢，反而听他们先给我立了一堆不着四六杂七杂八听起来与学习关系并不大的规矩，这让我十分沮丧。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若我天天被这些繁琐的规矩所困，学习上可能也就并不顺利。但很快我就又会知道，在这个几乎没什么课外活动可让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学习成绩即是一切，成绩好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成绩好就是有特权，成绩好就是可以逾越那些烦人的规矩。

　　在那些条目诸多的规矩里，有一条最让我为之愤怒：若学生熄灯后上厕所，则班级量化扣两分；若学生半夜结伴上厕所，则班级量化扣五分。杨钧岚女士解释说这是出于想让学习了一天很疲惫的我们能好好休息不被打扰的目的，但这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放屁。我认为，天赋人权，我们都拥有一项权利，一项忍不住想要去上厕所就去上的权利，因为这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人自己不可控的。不让人方便在我看来就如同不让人吃饭不让人睡觉，人在强忍着自己上厕所的欲望的时候备受煎熬至极，不亚于经受严刑拷打。那些管理者出台这项规定的时候一直很有虐待学生的快感，我对此义愤填膺，以至于后来我每次看见因为闹肚子半夜去上了个厕所被扣分而停课罚站写检查的同窗时，都想喂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十斤泻药再不许他上厕所，恐怕到那时他才能体会到我们学生的窘态与不易。

　　还有一项规定，就十足的可笑与自相矛盾了：在学校里面男女生之间间隔必须超过五米。人才中学虽然不小，但师生人数是很多的。而且因为学生们吃饭出操等活动的时间点过于集中，所以一般一到点，你就可以看到，楼道、食堂、操场等地方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男女生之间的间隔必须超过五米就简直是个笑话，难不成还要拿着一把尺子量吗？

　　但如果已错开了人流密集的高峰那几分钟，那行走在校园里便也会觉得空旷，这让那些情侣显得格外扎眼，他们也因此惶恐，害怕自己的恋情被别人甚至学校发觉。因此我习惯了在学校时常能看到的一种奇异的图景——一对恋人，两人并排行走，却异常疏离的间隔很远，可能是五米多也可能是六米多也可能不到五米，总之要保持“安全距离”。

　　这无异于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不过是那些偷尝禁果的人自我安慰的欲盖弥彰。稍有些经验的人，别说是那些眼尖到该去做侦探的老师，就连过几个月以后的我都能一眼看出来哪些离得挺远的男女是真的互相不认识，哪些是在谈恋爱。因为谈恋爱的男女就像两块磁铁，他们相互吸引的磁力是肉眼可见的。

　　杨钧岚女士语速很快，她不一会儿就念完了那些该死的条条框框。猛的一听，我先是有些震惊与错愕，因为这与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待我慢慢咀嚼吞咽消化尽了，我开始局促不安，我开始焦虑。我非常担心我以后的日子，我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触犯到哪一条。在之后的六年里，我谨小慎微却屡次犯错、屡次受罚，我用六年时间终于学会了顺其自然、随他妈便。我面对着墙与天井反思着自己的“错误”，我用检查与报告向条条框框们表示我的“忏悔”。

　　给我念人才中学的条条框框的杨钧岚女士与人才中学一样，快要亮出她食草动物般纯良无害的皮下沾满毒液的獠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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